《随园诗话》 上 （清）袁枚 著

东篱竹客

　六三

　　苏州徐文靖公，明季殉难。二子昭文、贯时，俱守父志，不仕。尤西堂为贯时作传，言其少时美好，自称“三十六帝外臣”。《过平原有见》云：“玉面珠挡坐锦车，蟠云作髻两分梳。春风解下貂回脖，露出蝤蛴雪不如。”“曲水池头倚玉阑，祓除初起晓妆寒。新来传得江南样，也是梳头学牡丹。”摩写燕、赵佳人，风流可想。贯时先生名柯。其孙龙饮，精赏鉴，与余交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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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四

　　洪防思咏《燕女》云：“燕姬生小习原野，春草茸茸猎城下。身轻不许健儿扶，捉鞭自上桃花马。”胡稚威亦咏此题，中四句云：“蝤蛴明处缘裁领，荑手谶时为揽妆。云髻半笼花压额，巾罗斜挂水成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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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五

　　梅定九先生以算法、《易》理，受知圣祖。人但知其朴学，而不知诗故风雅。其《断藤坑夜雨》云：“万壑连为瀑，千峰撼欲平。虚堂渔艇似，短烛月华明。”《答周昆来》云：“墨妙时看珍共璧，心期今见托双鱼。”周故奇士，舞刀夺槊，豪气逼人。画龙一幅，人以千金相购。识戴雪村学士于未济时，以女妻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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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六

　　余翰林归娶，长安赠行诗甚多，记其佳者。邹太和学士云：“菊黄枫紫小春天，送尔南归是锦旋。才子扫眉宜赤管，洞房停烛有金莲。归鞍尚带同文课，时余方习清书。吟箧新添《却扇》篇。此日和鸣谁不羡?凤凰山下看神仙。”张南华宫詹云：“艳雪飞新句，红丝系夙缘。人间留玉杵，天上撤金莲。官柳萦袍绿，宫花压帽鲜。君恩许归娶，仍弹曲江鞭。”“遥识催妆日，金花艳擘笺。湖山留粉黛，毫墨乱云烟。两美应空越，双飞伫入燕。绿窗眉画早，银烛看朝天。”沈椒园御史云：“金闺才子爱袁丝，年少承恩出玉墀。丹诏命趋双鹤发，绣帏交护两琼枝。笙歌院落时衣锦，梅柳江村晓画眉。伫看还朝成《博议》，文章报国正相期。”蒋御史和宁，时作诸生，云：“金莲银烛数行低，照见鸳鸯两两栖。风动流苏侵夜漏，应疑铃索海棠西。”魏允迪中翰，以余文捷，戏云：“争传才子擅文词，顷刻千言不构思。若使画眉须缓款，那容横扫笔尖儿?”大司空裘叔度，时为庶常，云：“袁郎走马出京华，折得东风上苑花。一路香尘南国近，苎萝村是阿侬家。”“画壁旗亭句浪传，蓝桥归去会神仙。从今厌看闲花草，新种湖头并蒂莲。”盖调余狎许郎也。又云：“玉镜台前一笑时，石螺亲为画双眉。乌丝竞艳《催妆》句，只恐流传恼雪儿。”“双绾同心带一条，华灯椽烛好良宵。锦衾宛转留春住，莫忘鸣珂趁早朝。”毗陵相国程聘三，时作庶常，诗云：“金灯花下沸笙歌，宝帐流香散绮罗。此日黄姑逢织女，漫言‘人似隔天河’。”盖戏用余朝考句也。座主蒋文恪公，时为学士，诗云：“群仙艳羡送天涯，重叠诗笺压小车。马上玉郎春应醉，满身香雪落梅花。”“我闻堂上两亲居，划荻含丸廿载余。此日江南花烛好，承欢同上紫泥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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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六七

　　余以翰林改官江南，一时送行诗甚多。其佳者如：刘文定公纶，时官编修，诗云：“弱水神仙少定居，词头草罢领除书。蒋山南去秦淮路，好雨倚倚梅熟初。”“三载头衔共冷官，几人乡梦出长安。君行若过吾庐外，五月江深草阁寒。”“定子当筵唱《石城》，离堂烛跋不胜情。芰荷香动三千里，谁共编诗记水程?”宗伯齐公召南，时为侍讲，诗云；“尊前言别重踟躇，一向推袁话岂虚?才子何妨为外吏，名山况可读奇书。携将佳偶花能笑，吟得新诗锦不如。转眼蒲帆催北上，未容风物恋鲈鱼。”“官河柳色雨余新，故里风光更绝伦。书画一船烟外月，湖山十里镜中人。浣衣香襄芙蓉露，评史清浇竹叶春。回首同时趋直客，蓬莱犹是在红尘。”庄参政有恭，时为修撰，诗云：“庐陵事业起夷陵，眼界原从阅历增。况有文章堪润色，不妨风骨露峻峭。廉分杯水余同况，明彻晶笼尔独能。儒吏风流政多暇，新诗好与寄吴绫。”副宪申甫，时为孝廉，诗云：“鹩行惊失凤池春，百里初除墨绶新。簿领竟须烦史笔，朝廷原自重词臣。交情未免怜今别，公论尤应惜此人。终是读书能有用，他时端不负斯民。”“鹤书到日广求贤，殿上挥毫各少年。遭遇未尝非盛事，滞留或恐是前缘。公卿誉满君犹出，仆婢诗成我自怜。可忆僧窗风雨夜，灯花只为一人妍?戊午，榜发前一日，与张少仪诸人同饮，喜灯有花，惟君获隽。”“平台缥缈见烟峦，客至能令眼界宽。谈笑每欣多旧雨，杯盘常愧累贫官。由来气类关偏切，此后风流继必难。说与能诗姚秘监，豪情略为洗儒酸。戏南奇。”“临期草草话难穷，高柳凉飘弄袖风。客里惊心多聚散，酒边分手又西东。对衙山色浓于染，绕郭溪光淡若空。此景江南曾不少，有人时在梦魂中。”其时长安诸公，以笏山四首为独绝。少宗伯刘公星炜，时为诸生，仿昌谷体作七古一篇，云：“壬之年，癸之月，一鲸驱云云不行，走上江南木兰楫。”诗长，不能备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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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 结束了，要去有人喜欢再发卷二。我辛苦了。 [s:52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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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袁枚(1716—1798)，字子才，号简斋，一号存斋，世称随园先生，晚年自号仓山居士、随园老人等。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祖籍慈溪(今属浙江)。乾隆四年(1739)进士，选庶吉士，入翰林院。乾隆七年(1742)改发江南，历任溧水、江浦、沭阳、江宁等地知县。乾隆十四年(1749)辞官，居于江宁(今江苏南京)小仓山随园。以后除乾隆十七年(1752)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，终生绝迹仕途。袁枚主持乾隆诗坛，为性灵派领袖。著述甚丰，有《小仓山房诗集》、《小仓山房文集》、《随园诗话》、《子不语》、《随园尺牍》、《随园随笔》等十来种。传见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等。

　　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。其体制为分条排列，每条或述一评，或记一事，或采一诗(或数诗)，乃随笔式。本书的编撰，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，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。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，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)，由毕沅等资助付梓。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，成书于嘉庆年间。

　　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。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，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、个性、诗才三方面要素。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：一、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，所谓“诗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”(卷三)，“赤子之心”即性灵、真情。二、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，所谓“自《三百篇》至今日，凡诗之传者，都是性灵，不关堆垛”(卷五)。三、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，所谓“圣人称：‘诗可以兴’，以其最易感人也”(卷十)，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“诗教”说。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：一、诗人须具个性，故称“作诗，不可以无我”，“有人无我，是傀儡也”。(卷十)“我”即独具的个性。二、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，既不囿于古人，亦不盲从流俗，“要之，以出新意、去陈言为第一着。”(卷六)三、反拟古、反格调：“明七子论诗，蔽于古而不知今”(卷三)，“专唱宫商大调，易生人厌”(卷四)，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。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：一、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。“性灵”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，故亦称灵性。袁枚论诗则有“笔性灵”、“笔性笨”之分。(见《补遗》卷二)“笔性灵”则有诗才，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：“经学渊深，而诗多涩闷，所谓学人之诗，读之令人不欢。，’(卷四)二、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。首先，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，“兴会所至，容易成篇”(卷二)。其次，灵感持续时间甚短，不易把握，当“兴会已过”，化“千万力气”亦不易再得。　　(见卷三)最后，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。书中引唐诗喻之：“尽日觅不得，有时还自来。，，(卷二)三、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，因此推重“天籁最妙，，(《补遗》卷五)；即使对素材提炼加‘亦须不露斧凿痕迹。四、诗歌形象要生动、灵活、有趣。书中引证杨万里语“风趣专写性灵”(卷一)，又一再标举“生气”、“生趣”(《补遗》卷三)，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。本书的精华在于“话”’而基础却在于“诗”，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，不拘时代、流派，不拘作者身份、性别，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。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、诗歌本事、诗人轶事的记载，虽不无庸俗之处，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。

　　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、沈德潜格调说、翁方纲肌理说之外，独开生面，别树一帜，江南江北靡然从之，并集结起性灵诗派，为反拟古、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。对于本书，长时间毁誉不一。钱钟书评本书“往往直凑单微，隽谐可喜，不仅为当时之药石，亦足资后世之攻错”(《谈艺录》第195一196页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)，不失为公允之论。

　　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(1790)随园刻本，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。后来光绪十八年(1892)上海图书集成局的《随园三十六种》、宣统二年(1910)上海鸿文书局的《随园三十八种》、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《随园全集》排印本均收此书。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，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《增图随园诗话》，附八幅插图。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，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《批本随园诗话》批语及冒广生、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，成为通行本。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《袁枚全集》，对《随园诗话》重新校点，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。

　　《袁枚全集》校点本《随园诗话》，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，参校了《随园三十六种》本、《随园三十八种》本、顾学颉校点本等多种版本。本书采用简体横排，以1997年版《袁枚全集》校点本为基础，并参校民国十二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本(本书按语简称“民国本”)，对全书重新校点，精益求精。但“校书真觉扫犹多”，金无足赤，差错与不足之处，期望广大读者指正。

　　王英志

　　1999年10月